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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学家(也许还包括真正的人类学家)

字号+ 作者:admin 来源:188比分直播 2019-05-29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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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看“一下科技”的投资布局,可以发现主要包括两块,一块是PGC短视频工作室,包括搞笑、美食、美妆、音乐、知识领域的视频;另一块是看好短视频领域的创新公司,视频领域的变化很快,玩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一下科技希望通过投资来帮助这些公司快速成长,同时也完成自己在该领域的战略布局。

  当我们提到“历史”这个词时,想到的是什么?历史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塑造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我们在何时会想要“了解”历史或者说“诉诸”历史?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或历史研究?

  对于上面这些问题,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阿兰·梅吉尔教授在其著作《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中进行了讨论,并尖锐地指出了时下流行的对历史的滥用和误解。尽管梅吉尔的观察对象是美国社会,但他所指出的现象绝不是美国独有的。

  在《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824)的前言中,当时年轻的历史学家兰克写下了一句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历史被指定的任务是:评判过去,交代现在,以利于未来。”但兰克拒绝这种崇高的任务。他宣称,他的著作“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

  那么今天的史学被指定了什么样的任务呢?在兰克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给史学指定任务。而现在无数人都在做这件事,其中既有统治者又有普通民众,他们披着不同的外衣,高声叫嚷着自己的立场。这些人包括州议员,他们一心想要在自己州内的中学和大学中保证历史教学符合规则;包括联邦议员,他们震惊——震惊!——于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一无所知;包括慷慨的慈善家,他们要为这种或那种历史设立讲座教授的位置;包括为自己民族的遗产或宗教而骄傲的美国人,他们要确保这些荣耀被正确表述并颂扬;包括战争老兵,他们急切地要看到战争得到正确的阐释并被虔诚地纪念;也包括在所有重大灾难中失去亲人或仅仅受到冲击的人,这些灾难从珍珠港事件到2001年的“9·11”事件。

  除了这些十分明确、积极地关注历史的个人或者团体之外,还有些人的关心是扩散式的、消费型的。我这里想到的是那些能够像欣赏一种墙纸设计或修整一新的草坪那样“欣赏”历史的人——他们去参观总统故居、拜访古战场和其他一些历史遗迹,或许在旅途中驻足阅读历史标记,而且他们一般来讲对古老的事物都很赞赏。他们的这种欣赏有时会简单地表露在这样一句断言中“我一直都喜欢历史”。

  简而言之,克里奥(Clio)这位历史女神有很多朋友,也许还有一些情人。但爱情和友谊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对她着迷的人大声叫嚷着,要求历史给予除了兰克担心的评判和教导之外更多的东西。今天历史被指定的任务似乎有四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被指定了提供认同的任务——创造并延续不同种类的认同,并因此让“我们”有了自己的身份。对这项任务至关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项事业,即纪念被赋予这种认同的那些群体的行为和苦难。第二,历史被指定了福音传播的任务——加强我们的公民宗教的任务。第三,历史被指定了娱乐大众的任务:克里奥!让我们发笑吧。最后,只要可能的话,历史被指定了要实用的任务。诚然,我们都承认,历史不会像工程学、生物医学或工商管理等学科那样实用,而且我们也普遍认为有些历史——通常是那些在时间、空间或文化上与我们相去甚远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实用的。所以这第四项任务与前三项比起来显得不那么重要。

  我认为历史被普遍指定这几项任务——特别是提供认同、传播福音、娱乐大众的任务,我的想法是错的吗?我不这样认为。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亚马逊网站在2001年5月11日给历史爱好者发送的电子邮件广告:

  《珍珠港:国耻日——一部插图史》,作者:丹·范·德尔·瓦特(Dan Van Der Vat)。众所周知,罗斯福总统宣布1941年12月7日是“永远的国耻日”,这一天日本军队袭击了珍珠港,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历史学家丹·范·德尔·瓦特的这本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著作具有开拓意义。书中提供了超过250张图片,其中包括之前从未发表过的美国人从地面上拍摄的和日本人从空中拍摄的一些个人照片,还有日本突袭珍珠港整个过程中每时每刻的细节。本书也有许多个人回忆、纪念物以及汤姆·弗里曼(Tom Freeman)所绘的插图。这部著作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记忆拾珍:最伟大的一代人的个人历史》,作者: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正如他在极受欢迎的“最伟大的一代”系列丛书中所做的一样,汤姆·布罗考在书中赞扬了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的那一代美国人的苦难和胜利。《记忆拾珍》收集了那些经历了这个阶段的人写给汤姆·布罗考的信件,也包括一些他们的后代所写的信件。这些信件还配有许多照片和纪念物,具有十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阅读这些信件不仅是感人的经历,而且也会带来亲身体验历史的机会。

  《灾难!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火灾》,作者:丹·科兹曼(Dan Kurzman)。1906年4月18日凌晨5点刚过,一场里氏8.3级的大地震将沉睡中的旧金山撕裂,楼房坍塌,天然气输送管道爆炸,成千上万的居民被困在瓦砾、断木和钢筋水泥之下。丹·科兹曼通过缜密研究文献和亲历者的叙述,重建了20世纪最为可怕的灾难之一。这部著作比小说更引人入胜,同时它还是完全真实的。《灾难!》是一部无法忘却的历史——一部关于一个在灾难中死亡而后又令人震惊地复活的美国城市的精彩叙述。

  我并不是想通过批评一些没人会期望能够达到科学史学标准的著作来证明我的论点。我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推介广告,只是想指出,它们代表了一种时下在美国文化中广为流传的看待历史的特别方式。这三个广告都强烈呼吁美国认同。从这三个广告来看,这些书都在进行福音说教,传播的是一种我们可以形容为“能行”的信念,这种信念肯定了我们战胜生活中种种困难甚至包括地震的能力。在提供认同和传播福音的同时,它们还承诺娱乐大众——我们将得到一些“极具视觉冲击力”“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引人入胜”的体验。

  这些广告中最为有趣的因素体现在这最后的断言中——断言这几本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为“直接的”体验。这些广告一致提出,这些历史的读者将能够与历史事件有直接接触。请注意这些广告是如何强调个人体验的。它们告诉我们,“20世纪最为可怕的灾难之一”——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将会被作者“重建”。它们告诉我们,阅读“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的那一代美国人”写给一位新闻主持人的信件“不仅是感人的经历,而且也会带来亲身体验历史的机会”。《珍珠港》中的照片包括“美国人从地面上拍摄的和日本人从空中拍摄的”,这同样似乎在承诺再现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一书面世的时候,一部有关珍珠港的“大制作”电影也正在上映。这种搭售是有意安排的。电影《珍珠港》并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而是个蹩脚的爱情故事。但它在表现偷袭珍珠港事件的过程中,也试图带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印象。

  让我们想一下另外一部娱乐片,即1997年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它同样不是历史纪录片,而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悲剧爱情片。《泰坦尼克号》的制片人想以历史真实性感染观众,他们不遗余力地仿造泰坦尼克号原船以及船上的装饰。这里,历史的现场感变成对历史的知觉认识,一种试图使观众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本身之中的声音和画面的努力。电影的制作者猜对了一件事——他们的直觉正确地告诉了他们,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如果历史不是指“湮没无闻,与现在毫无关联”的话,那它就是指对过去事物和经验的直接表述。

  在过去的大约一代人中,上面提到的这种假设支持者甚众。试举肯·巴恩斯(Ken Burns)与瑞克·巴恩斯(Ric Burns)在1990年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内战》为例。两位制片人面对的巨大挑战是,如何表现在电影发明之前发生的这一历史冲突。尽管如此,通过富有创意地使用内战时期士兵、政客、游说者、城市、风景、战役以及遗址等的照片,并通过关注电视系列片中我们听到的成百上千的文本的配音特点,制片人使这部电视片有了一种人们事先无法想象的现场感和直接性。实际上,这正是两位制片人的初衷:巴恩斯明确说过想要给观众提供一种有关这场战争的“情感考古学”,想要找到“美国体验的核心”,并希望听到“隐含在一个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智慧的过去之中的那些幽灵和回声”。我们可以将巴恩斯的手法与老一代历史纪录片——尤其是泰晤士电视台在1973年拍摄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系列片《战争中的世界》——的手法进行颇有教益的比较,后者对事件的讲述更不受个人情感影响、更“客观”。这部系列片以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颇具权威的声音做旁白,片中很少提及这场战争参与者的“感觉”;纪录片制片人的目的是要讲述并展示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还应该揭示这场战争的“情感考古学”。

  对现场感的宣称几乎无处不在。这种宣称并不仅限于通俗历史书,不限于电视纪录片制片人表现的历史,也不限于大众娱乐的历史层面。这种现场感也会出现在职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以及与这些历史学家相关的人士(通常是博物馆专家)的作品当中。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毕竟,提供认同的历史最为关心的是“我们”的认同都包括些什么;传播福音的历史最为关心的是“我们”的信仰都有什么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者会致力于重建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普利茅斯的种植园以及其他类似的遗迹来重造一种从前生活的“样子”和“感觉”。我们在一些数字“档案馆”中也能看到同样的冲动,其推动力是这些“档案馆”要将有关过去某个特定时间地点的现存“所有资料”都放在一组网页上,目的是让浏览这些网页的公众能够进入过去某个社区的生活之中,或是进入过去某组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先撇开证据层面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这样一种离奇的假设,即所有与解释在某个时间地点的X相关的证据都被限制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当中(而可能相关的证据世界事实上是无止境的,其实际的边界只能通过不断的论证来确定)。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里给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再想想那些日益增多的将档案馆、博物馆和纪念馆的特点融为一体的项目。毋庸置疑,站在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的位置上(甚至拿上受害者的号码),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宣泄和反省,或许还会有对一种认同的肯定。但是这种对直接认同的假设是没有依据的,而在阐释的层面上,这种认同的利害关系也不会被明确指出,因而没有被论证过、没有被质疑过,也就没有在该术语的任何完整意义上被辩护过。最后,让我们想想一种特别的历史传记,这种传记的目的是要重建我们可以称之为“X先生的内心世界”(X先生可以用来指代任何历史人物)。我们根本不用在乎“眼前”对“我们”适用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之感是否也适用于X先生。

  历史认识论督促我们远离这些号称深入过去之本质的宣称。过去是一个异域,但它是一个无法造访、无法征服的异域,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标示出我们认识论力量的局限,就像一个难以统治的、与我们的语言和习俗都不同的异域标示着我们军事力量的局限一样。当然,历史体验确实存在。但历史体验并不等于愚昧并自满自大地认为我们像过去的人一样经历了那段过去。相反,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把它看成对一种裂痕、一种断裂的体验,这种裂痕或者断裂横亘在我们现在的样子和他人过去的情形之间。比如说,这可以是人们在现在的加尔各答那“拥挤的街巷”中发现一幢“宏伟的帕拉迪奥式城堡”时产生的一种认识。这是对某种在现在的情境中无法解释的事物的一种认识,对某种无法被包容进“现在的理论”当中的事物的一种认识。正是这种认识推动我们去重建存在于过去时间中的事物,而这种重建是不可靠的、推论式的。

  总而言之,历史体验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对距离的认识。正在日益支配我们世界的传媒和信息技术最狡黠但同时通常未被注意的特征就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幻觉,让我们认为只要技术再先进一些,我们与技术的联系再紧密一些,所有的实在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或者能够被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承诺,就是一种完全联系的语境——实际上,这就等于是一种没有任何语境的语境,因为语境之所以成为语境,是要有其他的、与其相对的语境存在。188比分直播我们正面临着教育出这样一代人的危险:他们愿意相信所有的人类实在在原则上都可以受他们自己的监督和控制所支配,如果不是直接受他们支配的话,也是受指定的政治代理人的支配。正如中世纪欧洲史专家托马斯·比森(Thomas Bisson)所言,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能使我们在“现在的重压下”得到喘息之机。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关心的都是别的事,而不是如何坚持“政策和发展”(也就是说现在和将来),但现在的优秀大学——进步的、面向未来的、充满创业精神的、支配世界的——却正是被这种政策和发展所主宰。相反,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专注于“那些遥远的过去,后者被人类想象出来、被以丰富的想象力重建出来,单凭这一点就能让我们正确理解我们脆弱的现在”。

  当然,这种“遥远的过去”并不需要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多遥远。“距离”是心理上的、美学上的、概念上的,而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针对这些“过去”的思考也不仅限于历史学科。从17世纪的莱布尼茨到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有一种思考方法一直对差异和多样性抱有特别开放的情怀,正是这种思考方法为我这里所提到的史学思维提供了哲学基础。莱布尼茨著作中的两个概念对史学思维尤其有启发。其一是他基本的本体论原则,即单子(monad)。牛顿物理学传统中的各个原子都完全一样,单子则不同,每个单子都与其他单子不一样,并独立于其他单子存在,尽管同时每个单子也与所有单子的整体有一定联系。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中另外一个与历史思维相关的观点是,我们能够想象无限多个世界,每一个都与实际存在中的世界不同,每一个都可以替代它。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历史学家(也许还包括真正的人类学家)正是要探索这些其他的人类世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都是他们所偏爱的这种或那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宣传员,他们所写的历史也是这些秩序的历史。但在历史学科中,也存在着一种要把过去当成过去自身来理解的信念。简而言之,历史学科中有一种对历史客观性的无法实现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历史思维得以从中出现。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统一历史学科的话,那就是最终残留下来的对客观性的信念。但这种客观性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客观性,而是一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客观性。其中有一种是学科客观性,它就相当于历史学家中各个小群体的共识;有一种是辩证客观性,它要求历史学家特别注意他们所描述、说明和阐释的历史客体的特性;还有一种是程序客观性,它主要是针对方法论而言的;最后,在其他客观性之上,还有绝对客观性这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它指的是一个唯一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所见的世界。当然,正因为这位上帝的无所不知,他根本不需要历史,就能把整个人类世界包容进一个画面和一个理论之中。信念会夺去历史的逻辑依据: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真理,我们就不需要历史了。历史学家不是完人,他们一方面清楚自己无法获得这种绝对的视点,另一方面却依然对这种客观性的幽灵或残余抱有信念。

  历史对湮没无用的事物的重视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并生活的不同观点,而且也经常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样一种迫切要求:研究人类世界的成果,一定要适用于当前的各种政治需求。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其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可以立即部署的、能够对抗美国及美国利益集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那个据称为该结论提供依据的研究调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受到一些希望找到令人信服的开战理由的人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人虽然清楚地知道这些被四处宣扬的观点站不住脚,但却犹豫不决而没有指出这些错误。如果历史学科专注于“记忆”和对现在有用的话,那它就无法修正这样的谬误。相反,如果历史学科适当地关注历史认识论,它就能够充当对人类世界研究所需要的一个诚实和智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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